军民一心成就全方位的胜利

发布者:admin 发布时间:2019-10-25 20:03 浏览次数:

  70年前,解放上海战役中,还有许多默默值守在城市接管岗位上的战友不能忘却。正是因为有了军民之间的团结,这场战役不仅仅成为军事上的奇迹,更成就了一次全方位的胜利。

  为了完整地保全上海,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丹阳集训时就谨记一句“我们野战军,在城市里不能野”。他们利用各种关系对敌人进行策反、劝降;而藏身于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更是冒着暴露的风险广泛发动群众护厂、护校、反搬迁、反破坏。接管人员在进城后的第一印象,就是全城秩序井然,水电煤气电讯电话畅通。

 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,本报记者寻访了部分接管大战的亲历者和烈士遗孤。在他们的回忆中,一幅幅画面、一个个故事,串起了一场生动、丰满的上海战役。

  最令我父亲田云樵难忘且自豪的日子,就是上海解放前夕的那几天。当时,我父亲是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委员,兼任上海沪西人民保安大队大队长。

  5月25日清晨,他匆匆赶往江宁路第二劳工医院——沪西地区人民保安大队部所在地。此时,苏州河以南已全部解放,几万敌人被包围在苏州河以北、蕰藻浜以南地区,成为瓮中之鳖。敌人占领着苏州河北岸的制高点,用轻重机枪封锁了所有桥梁。但上级又下达了指令,要部队不许携带重武器进入市区,一时之间,战况胶着了起来。

  当我父亲得知据守对岸的是敌51军时,立刻想到了过去曾经策反过的51军军长王秉钺。他向81师政委罗维道表示,可以马上对王秉钺进行策反。罗维道对此表示赞同,并立刻请示了27军军长聂凤智,聂军长即刻回电同意。

  我父亲接受任务后,立刻打电话通知他的关系人王仲民(少将),经讨论,他们决定由81师派两个参谋送王仲民至前沿阵地。两个参谋送其到桥南连部后,立即通知我方部队停止射击,让王仲民安全过桥。

  但对岸部队戒备森严,见人露面就拼命打枪,一时无法通行。王仲民急中生智,在桥头下敲开一家烟纸店的门,买了一张大白纸,用毛笔写上“和平使者”四个大字,然后双手举起,一步一步向桥北走去。官兵见此,果然不再打枪。等到王仲民过桥后,就被送到敌连部询问。

  前来接待王仲民的不是王秉钺,而是刘昌义,双方都很惊讶。原来,王秉钺此前已负伤并被俘,军长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兼任——刘昌义就成了上海军队最高指挥官。王仲民说明来意后,刘昌义把他请到房间。王仲民对他说:“现在退路都已切断,处于四面包围之中,解放军就要瓮中捉鳖,你难道不想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一下?”刘昌义不信任地看了他一眼说:“你讲的都是事实,可是你老弟不能代表解放军呀!”

  刘昌义主动提出,要与负责人直接对话。双方通报了姓名身份之后,我父亲就单刀直入地说:“王仲民是我们派来的。现在形势逼人,突围是绝对不可能了,放下武器是唯一出路。”经过一番沟通,双方约定由刘昌义通过造币厂桥进入我方防区,进行谈判。

  双方的会谈很成功。5月26日8时许,部队沿苏州河北岸开始向东北方向后撤,人民解放军随即接管了这些防区。5月27日,苏州河北岸全部解放,大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。

  跟随陈毅司令员进入上海、接管上海的那些日子,是我军旅生涯中最难忘的记忆。

  我是通信兵出身,在部队里学无线电技术。战争中,通往各方向的电话线经常会遭到特务破坏,我们时常要出去寻线,和特务正面遭遇的事时有发生。有时,双方都能听到对方的脚步声,稍不注意就会成为特务狙击手的点射目标。

  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,我一路跟着教员改装无线电台,为部队通信联络作保障。尔后,我跟随军区机关一路辗转到江苏丹阳,陈毅等首长就在这里指挥。

  5月10日上午,数百名排以上干部在一所学校集合,听陈毅司令员作报告。陈老总进场时,穿着一套褪了色的黄军装,风尘仆仆。他边走边向我们微笑点头、问好。

  陈老总十分强调军纪问题。他曾说过,现在上海只有敌人五六个军,以前那些恶仗不会有了。我们走到哪里,解放到哪里,因此要把中心工作转到接收城市、保护公私财产上。陈老总是向大家强调,虽然我们已经进入了上海,但仍像在前线打仗。我们员要是不意识到这一点是要犯错误的。进南京、上海是我们胜利的标志。但在南京、上海搞坏一件事,全世界都会知道。解放军在前线打仗是勇敢的,但进城要虚心谨慎、小心,“我们野战军,在城市里不能野”。

  当时陈老总越讲越兴奋,手臂还在半空中挥舞着,大声地说:“今天,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我们接管上海!”在场的同志都兴奋不已,热烈的鼓掌声响起。陈老总最后还是反复强调:“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开始。有计划、有秩序、有纪律,就会加快我们好日子的到来;无组织、无计划、无政府则永远不能迎来好日子。”

  陈老总断言,上海革命胜利解决了,中国革命也就解决了。局势的发展,果然不出陈老总所料,上海战役只用半个多月就顺利结束。

  为了适应接管城市工作的需要,中共中央华东局特地抽调了一批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干部。由于这支队伍从山东青州出发,因此对外又叫青州大队,我就是其中一员。渡江战役后,我们一路南下,在临近上海时,我们收到上级指示,由于接管上海准备工作尚未完成,暂时不要进攻上海,也不要靠近上海。在这段时间里,我们参与了有名的丹阳集中整训。

  让我印象深刻的有“城市常识”这一课,向我们介绍了什么是青红帮、快马贼、包饭作等,教导我们如何应对错综复杂的社会情况。

  5月27日,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。我们胸前除了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”的标识以外,又加了一块红布黑字的“上海军管会”臂章。

  来到上海,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真如国际电台的天线。我们沿着曹杨路那条煤屑路经曹家渡进入市区。当天,我们在市政府食堂就餐,晚上就睡在市政府的办公桌上。让我们震惊又欣慰的是:全城秩序井然,水电煤气电讯电话畅通。从窗户望出去,江西路福州路无轨电车转弯处依旧冒着火花,公共交通运行如常。

  第二天,接管工作正式开始。由于此前我们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,因此马上就走上了工作岗位。我们被分派到工务局第五工程处,这是一个负责沪东地区市政工程的单位,我分工第十九工段的接管工作,主要负责江湾和新市区一带路沟桥的建设养护工程。

  我们当时执行的接管政策是:一切机构和人员只要服从军管会的命令,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,实行“包下来的政策”。具体做法是“各按系统,原封不动,坚持原则,逐步改造”。一切人员在原先岗位上照常工作,原来工务局所颁布的规章、制度照常执行;与建筑厂商签订的合同依旧有效。这些措施安定了人心,原来的旧机构照常运转,职员工人照常工作,按时上班下班。

  我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苏北地区新四军一师后勤部印钞工作的。上级领导指示,解放军打到哪里,人民币就发行到哪里。当时的中央财办主任曾山要求我们印钞厂组织人员印制好人民币,准备南下。

  火车前进到安徽蚌埠北边的固镇,铁路桥已被敌军用飞机炸断,火车无法前进。我们每个人重新背上背包和武装,步行几十里到达淮河和涡河交叉处的怀远县城,驻下休整。在怀远,纵队后勤部门给南下人员发了新的军装和军帽,也发了人民解放军的佩章。我至今仍记得,我的佩章号是“5216”,我们南下人员自此改变了过去穿着不一的杂乱军容。

  此次南进纵队有几千人,大部分人员是从山东农村出来的革命军人。他们长期居住在农村,从未到过大城市生活。南下纵队领导决定在怀远休整时,让战士们了解大城市。而我们这些上海籍战士就成了临时老师,向其他战士介绍大城市生活的基本状况,如马路要靠边走上街沿、电灯如何开等。

  1949年5月26日,我们部队接到上级命令,由杨秉超、张瀛、冯锦章、张腊良带领几十位同志,开着十辆大卡车,载着人民币,浩浩荡荡向上海方向进军。下午抵达上海后,我们一路受到上海人民的欢迎,当天就住宿在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。

  5月29日,我们别上上海市军管会臂章和财政经管会臂章,进驻曹家渡三官堂桥边中央印刷厂。我被分配到该厂平印车间当军事联络员。平印车间职工约有一两百人,车间的设备都是美国提供的三色自动印刷机,不需要人工摆放,而且一次能印三种颜色。我们进驻车间的任务就是团结教育和发动车间职工,动员他们积极投入恢复生产,完成突击印制人民币任务。

  没过几天,印刷厂就全面开工印制人民币,当时印制的有100元、200元、500元、1000元等票面,进一步支援了解放军南下和解放城市的需要。

  1949年1月1日,《人民日报》发表新年献词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,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,解放全中国。当年4月,百万雄师过大江。4月23日,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。中共中央华东局下令,已经组织好的“南下纵队”5月初出发,参加接管上海的工作。

  《新民主报》停刊后,经审定过的人员组成南下纵队的新闻大队。新闻大队还扩充了几支队伍,包括华东人民广播电台、华东新闻出版学校等。出发时,新闻大队浩浩荡荡,有两百多人。

  新闻大队出发前,特意召开了党支部大会。当时,我的肺病还没有好全,但还是被选为了支部委员。因为我是从野战部队出来的,因此一路南下行军宿营的指挥工作就压在我肩上了。短短半年不到的时间,当地的工作人员就把济南到徐州的铁路修通了。于是,我们坐上铁篷车,没有座位,铺上高粱杆躺着。到了铁路不通的地方,我们就整队人下来步行,一路欢唱。

  为接管城市做好充分准备,我们奉上级命令来到丹阳县集中整训。我们新闻大队在位于丹阳城北的荆村桥驻扎,恽逸群带着我们熟悉党的城市工作政策、新闻出版事业整顿管理政策等。

 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,有一天清晨,恽逸群兴冲冲地带了几个人来到荆村桥祠堂,向大家宣布,、周恩来等批复了华东局的请示:进入上海,华东局和中共上海的机关报就叫《解放日报》,先用原来的报头,答应会再写一个新报头送来。

  恽逸群向我们宣布,华东局党委决定由范长江担任新的《解放日报》社长兼总编辑,恽逸群为副社长兼副总编辑,编辑、经理、广告等其他人事任命要等到入城再公布,不设党委。那时,党组织还是不公开活动的。

  5月26日,大雨滂沱,我们从丹阳乘火车到上海近郊南翔。当天晚上,我们宿营在了交通大学,以课桌为床。到了第二天,上海已是一片欢腾的景象。27日上午,我们新闻大队的车辆停在了汉口路309号门前,这是原来《申报》编辑部所在地。我们新闻大队正式接管了申报馆,办起了自己的报纸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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